▲1923年3月23日，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合影，后排左三（戴礼帽者）为顾顺章
叛徒之死：
顾顺章遗案再考
（略有删节）
作者｜羊夏
原载｜《钟山风雨》
刊期｜2013年第4期
图源｜网络
编辑｜策山
（本文约6000字）
1931年4月，顾顺章奉中共中央指派，到湖北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、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赴鄂豫皖苏区。完成任务后，顾顺章住进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，直至24日被捕，旋即叛变，成为中共历史上“最危险的叛徒”。
5月21日，中共中央发出第223号通告，宣布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。12月1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令，缉拿顾顺章——在苏区发现，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；在白区遇到，即将他“扑灭”，也就是处死。
顾顺章被捕前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，直接指挥镇压叛徒，谙熟此道；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后，深居高墙，外出化装，踪迹难寻。加之顾顺章的叛变，使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受巨大冲击，一度自顾不暇。
直到三四年之后，顾顺章终毙命于镇江，行刑的却不是共产党的“打狗队”（详见本号文章《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组织：“打狗团”》）。权威的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80卷，登载了顾顺章的传记。作为党史人物的“正传”，也没有说清楚叛徒的结局。于是，顾顺章之死被罩上一层迷雾，留下了种种传说。
一、投靠军统之说
1928年3月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，是中统的前身。1931年，调查科主任徐恩曾风头大出，先后捕获中共两大要员—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、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。之后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调查统计局，由陈立夫具体负责，统管特务组织。因与后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名称相似，有人称之为老军统局。其中，一处为党务处，处长徐恩曾；二处为军警处，处长戴笠；三处为邮电检查处，处长丁默邨。也就是说，后来的中统局、军统局、汪伪76号的特务三巨头，曾为同事，在一个屋檐下谋饭吃。
▲徐恩曾（前左三）与陈果夫（前左四）等合影
顾顺章叛变后，带着特务四处搜捕共产党人。由于钱壮飞的及时报信和周恩来的果断处置，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。顾顺章看到自己的作用大打折扣，也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，便把负责中共特科时的经验写出来，希望以一技之长，维持自己变节者的身价。徐恩曾安排亲信帮助他整理出6本教材，包括《训练工作》《情报工作》《侦查工作》《行动工作》《审理工作》《组织工作》，洋洋50万字，号称“特工圣书”。在特务训练班上，顾顺章主讲《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》《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》。（详情见本号文章《刘统｜顾顺章叛变之后》）
顾顺章曾在苏联红军学习政治保卫工作，这段经历被传为在“格别乌”，也就是后来的“克格勃”受过训，使他在特务中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。参加过第二期特工人员训练班的特务林成荫感叹说：“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，不愧为老手。结合他过去在中共‘红队’的经历，侃侃而谈，颇能吸引人。”
对顾顺章来说，好事也能变成坏事。特训班上的授课和出版的教材，使他名声大振。以至于戴笠与徐恩曾商请，并呈报蒋介石批准，把他借调到军警处的训练班当顾问和教官，给受训特务上课。顾顺章和戴笠搭上关系后，对中统有所疏远，引起徐恩曾的不满。
据调查科驻武汉、上海特派员，参与炮制“伍豪启事”的黄凯回忆，“有一种说法，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，小案归中统。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，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”。徐恩曾向来不信任共产党的叛徒，对顾顺章同样猜忌有加。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就把顾写给戴笠的信，偷偷送到徐恩曾手里。
调查科的元老张文在《中统20年》中写道，“戴笠为与徐恩曾争‘功’争‘宠’，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”。于是顾逐渐倾向于军统，徐恩曾绝对不能容许。1935年，徐指示特工总部的科长顾建中，以顾顺章“不服从命令，企图别树一帜”为名，拔出手枪，将顾射杀。张文说：“以上情况是顾建中在1940年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徐恩曾与戴笠的矛盾，国民党内尽人皆知。顾顺章归西10年后，蒋介石的一纸“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”，宣告了徐恩曾政治生涯的终结。中统、军统之间的水火不容，似可映衬顾顺章被杀的缘由。
二、再次反水之说
此说主要出自徐恩曾之口。徐恩曾在台湾的余生默默无闻，只有他的回忆录像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一粒石子。在《一个特工的自述》《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》这些书中，徐恩曾详细描述中统兴起和发达的岁月，尤以说服顾顺章“自首”为得意之笔。“顾顺章转变之后，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，突然辉煌起来。”或许这是中统乃至整个国民党特务组织，历史上最为“辉煌”的时期。不仅如此，徐恩曾也从顾顺章身上捞足捞够了名利。就连顾顺章曾经的部下，步顾后尘叛变的费侠，也成为徐恩曾的第三任太太。
接下来，徐恩曾笔锋陡转，“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，不曾和我合作到底”。言语之间，流露出几分无奈。徐恩曾说，共产党曾企图利用顾顺章的“转变”，乘机向他们进行渗透。他们当时就研究到这一点，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“转变”手续，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。共产党用计不成，才把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。
国民党把共产党员叛变叫作“转变”，1933 年出版的《转变》一书，收录了向忠发等人的自述，以向世人蛊惑。徐恩曾在这里把顾顺章的叛变内幕复杂化了，也为顾顺章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他说，顾顺章后来要找政治上的出路，“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”。证据是“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，搜获一部分文件，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，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透露出去的”。“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，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”。
更有甚者，徐恩曾说，顾顺章手下的人密报，“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，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，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”。 所以，顾顺章“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，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”。
1931年11月，上海法租界所谓“爱棠村掘尸案”披露于报章。顾顺章公开悬赏缉拿“共党首要”，扬言对捕获有功者“赏洋三千元”，通风报信者“赏洋二千元”。悬赏启事在《申报》连登数日，并称“储款以待，决不食言”，不共戴天溢于字里行间。不过三五年间，说他再投“共党”，匪夷所思。
失势高官的回忆，很难客观和真实地记录历史，徐恩曾也不例外。在他的回忆录中，充斥着臆断和猜想，甚至有着连他自己都不一定相信的鬼话。徐恩曾描述顾顺章的“转变”过程，颇为自得。他说在和顾谈话时，发现顾对共产党的“主义”并无深切了解，只是盲目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。于是他向顾分析历史与现实，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，结果只有死路一条。两个小时后，顾答应“转变”。在为国民党带来“辉煌战绩”之后，面对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“一体严拿”的通缉，顾顺章又回头重走那条“死路”，这很难解释的通。
黄凯回忆说，蒋介石得知顾顺章带着特务四处抓人，告诉陈立夫，此人为我们出死力，“他绝对回不了共产党里去”。曾经历任调查科驻武汉、上海特派员的中统元老万亚刚也说，“即使顾顺章已和共产党重新勾结，共产党也必定要他做第二个钱壮飞，绝不会要他提供什么情报或逃往苏区”，因而认定这是一起“特务系统中的冤假错案”。
三、组织“新党”之说
1931 年，顾顺章叛变后，国民党宪兵三团士兵林金生被调来做他的贴身保镖。林金生写过一篇《顾顺章被杀真相》，其中提到一对“神秘的蒋云夫妇”。林金生说，“顾顺章是个有野心、又喜欢蛮干的家伙”。“有个叫蒋云的常和夫人来南京细柳巷的顾家，看上去他们关系非常密切。蒋云夫妇不是叛徒，也不是中统特务。顾早已视我为心腹，他们很多事也不十分瞒我。通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，他们来细柳巷，是和顾顺章合谋组织一个新共产党”。“蒋云执笔了这个组织的章程、纲领，并且还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”。令林金生不解的是，这些东西写好后，蒋云夫妇却被毒死在顾家，尸体装在麻袋里，埋在南京边营。
蒋云确有其人，他和夫人姜辉麟都是共产党员。据江苏党史资料记载，蒋云于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，回国后创建工农红军第十七军，1931年12月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。因叛徒出卖被捕后，他坚不吐实，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三年四个月徒刑。顾顺章此时正在培植个人势力，设法将蒋云转移到自己在边营的一处特务室，劝蒋为他工作。蒋云也试图借此打入敌人内部，虚与周旋，并秘密联系姜辉麟共谋。顾顺章察觉后，即下毒手，一解心头之气，二为杀人灭口。
1933年初，顾顺章到上海，分别召见调查科上海区的“自首”人员谈话。中共中央机关报《红旗日报》印刷厂的变节分子陈蔚如，回忆了被单独召见的过程。顾顺章对他说：“共产党固然不好，国民党更坏。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，能吃苦耐劳，要革命。”“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，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。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，把他们团结在一起。”没隔多久，顾建中到上海召集特务训话，声称“有人野心不死，在搞阴谋活动，凡是被诱惑的同志，应该安心工作，特工总部不予追究”。陈蔚如由此得知，顾顺章组织“新共产党”的活动已被揭露，遭到软禁。
曾经部署抓获顾顺章的首功之臣蔡孟坚，在武汉警察局长任上到南京公干，与顾顺章偶遇于中央饭店。顾一见到蔡，急忙跑过去向他说道，“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，将真共产党大员争取，支持中央政府，未获准，请你出面支持”。可没等蔡孟坚回答，就有人把顾顺章从他身边拖走了。
林金生、陈蔚如、蔡孟坚三人的身份不同，所谈内容却十分接近，值得研究。只有顾顺章后来的妻子，对林金生的话不以为然。顾顺章叛变后，续娶19岁的女中学生张永琴为妻。1991年，历经磨难的张永琴在上海对来访者说，顾顺章“在细柳巷家中杀了为他起草《新共产党纲领》的蒋云夫妇的事，都是信口雌黄。顾会有如此幼稚吗？当时细柳巷住有这么多人，顾能悄悄杀一对夫妇并用麻袋运走吗？”（详情见本号昨日文章《顾顺章后妻张永琴访谈录》）
四、内部倾轧之说
黄凯说，“顾顺章自首后，俨然成了天之骄子”。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，他“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，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，他有权进行调遣”。有自首人员向徐恩曾检举说，“顾顺章招兵买马，妄图组织新共产党，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，聚众起事，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”。“陈立夫闻报，立即调遣中统内的老干部和谷正伦的宪兵，解除顾顺章的武装并把他关押在镇江看守所，半年后，老蒋批准把顾顺章处决。”
如果顾顺章只是掌握了一些特务力量，也不致使特务头子们动如此大的肝火。按军统此时的状况，“千人大队”的数字应当是被夸大了许多。即便是有，也是受蒋介石、陈立夫之命，由徐恩曾直接孵化出来的。顾顺章在特务中遭人妒恨，与他的个性和叛变后的心态有着一定的关系。从调查科以及中统“同事”的评价，可以大体了解此时顾顺章的心理状况。
1934年秋，调查科在《中国共产党之透视》一书中，称顾顺章“为人精干而富权谋”，对他的“毅然自首”评价颇高。万亚刚说，顾顺章投靠国民党后，“执行任务时，心狠手辣，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动物”；“平时却是另一副面貌”，处世经验丰富老道，善于揣摩人的心理。自命才智过人，是徐恩曾与顾顺章共同的性格特点。然而，自负是要有资本的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顾顺章的自负，招致徐恩曾和他身边许多人的忌恨；徐恩曾的自负，招致蒋介石及不同系统的人不满。这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，已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顾顺章的个人欲望极强，恃才自傲——被捕之前，无视组织纪律，在武汉招摇过市，白天演魔术，夜晚泡小姐；被捕之后，自感奇货可居，非“蒋总司令”不见。而当蔡孟坚带他到了蒋介石的客厅，却出现戏剧性的一幕。
蔡孟坚回忆，“蒋介石穿着长衫走进客厅始终站着，竟先和我握手，称我努力，甚好甚好”。“顾自以为已是‘座上客’，竟伸手向着蒋介石，蒋介石未予握手，仅说‘你归顺中央，甚好甚好，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，为国效力’。蒋介石仅站着说了这两句话，即说‘再见’。”出来之后，顾顺章备感失落，自叹无法促使共产党自动放下武器……蒋介石得悉，笑曰：“顾已成为反共自首叛徒，还有什么影响力量。”
国民党给了顾顺章非常高的待遇，安置豪宅，举办婚礼，发放巨额薪酬，配置秘书、总务、会计、保镖、佣人一干人马。张永琴回忆说，顾顺章对这些并不领情，认为秘书是在监视他，婚礼是在“唱戏”，没有意思。深谙此道的张文认为，由于有了钱壮飞的前车之鉴，徐恩曾“对于革命的叛徒，戒心特大”，只是用其人，尽其才，而不信其人，总部的“科长级职务从不委派叛徒担任”。
然而，顾顺章并不满足于生活上的奢靡，除了编写教材、办训练班，他想拥有自己的势力。林金生说，顾顺章的亲信，主要有从中共特科带过来的叛徒，“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”。顾顺章发现林金生枪法好，就命他组织特务队，声称“首先要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”。林金生心中暗想：“这不是谋反吗？不是自找完蛋吗？”林成荫说，就是他哥哥林金生告的密，顾顺章被关起来了。
顾顺章曾经的同志和共产党方面对他也有诸多评价。与顾顺章同在特科工作的聂荣臻说：“顾顺章这个家伙，除了吃喝玩乐之外，再一个特点，就是乱干，为所欲为。”他要炸旅馆，抢外轮，制造所谓声势，被大家制止了。“由于特务内部派系之争，他后来还是被敌人杀害”。
所以，这里所分析的国民党处死顾顺章的四种缘由，有三种都能够成立。只有“重回共产党”之说，似乎有些荒谬。但对徐恩曾来说，只要能当作杀人的理由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……
顾顺章被杀50年之后，历经中统风云的万亚刚，以“孟真”署名，写了一篇《“特务大师”顾顺章》。他在文章的结尾感叹：“有道是‘不遭人嫉是庸才’，正因为顾顺章不是庸才，而且风头太健，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。”
▲镇江南门外大街，顾顺章最后的归葬地可能就在这附近
五、叛徒的末路穷途
1933年6月，顾顺章的第一期特训班学员史济美，在上海浙江路上被中共“打狗队”除掉。史济美化名马绍武，时任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区长，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。徐恩曾竟怀疑是顾顺章指使所为，连夜召他开会。
张永琴回忆说，徐恩曾对顾进行威胁，“等于开了个斗争会”。顾建中甚至拔出手枪警告他，“再不好好干，枪毙你”。“斗争会”一词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频繁。张永琴的回忆中出现这个词，与她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有关。她说，顾顺章这天深夜而归，哀叹“差点今晚回不了家了”。（详情见本号昨日文章《顾顺章后妻张永琴访谈录》）
对于顾顺章的死因传言甚多，而且死法亦五花八门。有说一时起意，拔枪射杀；有说监视软禁，秘密处死……各番死法，竟然都有人“亲眼所见”。陈蔚如甚至听说，由于“顾顺章会魔术、催眠术，在押解苏州反省院途中，怕他施术逃跑，行前给他穿了琵琶骨，以镇压邪术”。凄惨之状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历史上只有一个顾顺章，诸说之中，必有讹传。蒋介石到台湾后，在台北郊外开辟一处房舍，名曰“荟庐”，存放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调查科时期以来的重要文件，直至国民党在台湾最初的20余年。“荟庐”内藏有大量中统针对共产党活动的史料，以及当年查抄和搜集的中共党内文件。走过“荟庐”幽径，不知能否叩开历史的神秘之门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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